制度与人性的结合

1770年,英国政府宣布澳洲为不列颠帝国领土,拉起了开发澳洲的序幕。当时的澳大利亚还是不毛之地,土著居民人数不多,且尚未开化,只有靠移民。但当时英国人的主要移民地是美国。于是政府决定把本国罪犯向澳洲运送,既解决了英国政府人满为患的问题,又给澳洲拉去了劳动力。

运送罪犯的工作由私人船主承包,船上摩肩接踵,营养与卫生条件又差,当时平均死亡率为12%,能活着达到澳洲的乘客实属大幸,这一状况引起了社会舆论的谴责与质疑。

要解决这个问题有两种办法。第一,道德说教,让私人船主良心发现,改恶从善,不图私利,为罪犯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。很明显,在人们为了利润不顾一切的时代里,指望良心发现实在是有些幼稚。第二就是由政府进行干涉,用制度来制约私人船主,令利益和人性合二为一。政府以法律形式规定最低饮食和医疗标准,并由政府派官员到船上负责监督实施这些规定。

制度动机很好,但实行起来成本很高,如何去监督船上官员秉公执法呢?英国政府充满了大智慧,找到了一种简单易行的制度:政府不按照上船时运送的罪犯人数付费,而按下船时实际到达澳洲的罪犯人数付费。

一个简单的改变,一种制度的智慧。

当按实际到达澳洲的人数付费时,装多少人与船主无关,能到多少人才是关键。后来船主就想方设法保证犯人们在长时间海上生活后仍能活下来。罪犯是船主的财源,当然不能虐待了。这种按到澳洲人数的制度实施后,效果立竿见影。

总结:这正是我们不断强调制度合理性的原因。一种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做坏事,而一种好的制度会使坏人也做好事。制度并不是要改变人利己的本性,而是要利用人这种无法改变的利己心去引导他做有益于组织的事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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